吕某家住福建省南安市，2000公里之外天津市的两家石材公司是她工作的“主战场”，作为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她每个月至少赴津两次，基本上要住近半个月的时间。
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她，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天津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雪上加霜的是，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矫正的她无法出行，眼看着商机消逝，一度陷入绝望。在福建省、天津市两地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携手努力下，吕某终于又能在两地之间往返了，不但没有出现违反矫正规定的情况，其公司经营工作也是蒸蒸日上。
这种跨部门、跨区域的政法机关“联动”，动力来自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的谋篇布局。“我们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先是部署开展了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后全面推开，持续深化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管理检察监督支持，依法保障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说。
“吕某的‘困境’是我们去年3月在开展日常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中发现的。”南安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尤志民回忆，“在第一时间向南安市司法局了解具体情况后，我们发现了症结所在。”202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出台，其中明确规定：“对于因正常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可以根据情况，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而在此前的矫正管理中，社区矫正对象申请外出，基本上是不会被批准的，这既有制度供给层面的问题，也与长期形成的监管惯性有关——不少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倘若跨区域流动导致脱管，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近年来在贯彻落实社区矫正法时，我们综合考虑实际情况，陆续审批了一些外出的申请。不过我们审批的多为在本省内市、县流动的社区矫正对象。”南安市司法局副局长黄金发说，“社区矫正对象在省内流动时，监管压力小一些。”然而，吕某的情况确实很特殊，她的申请涉及到跨省流动，天津市与南安市距离较远，在黄金发看来，他们的监管力量有些“鞭长莫及”。“吕某的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如何保证不脱管漏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当时最大的顾虑。”黄金发告诉记者。不过，与吕某情况不同，杨某的申请涉及省内流动，只是他名下经营的木材加工企业加工点涉及乐山市、眉山市、宜宾市、自贡市、内江市、泸州市等多个市区，需要多点奔波。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也让当地司法局在审批时存在顾虑。社区矫正对象有需求，矫正机构有顾虑。如何打消有关部门顾虑，为社区矫正对象的跨区域流动“松绑”？这一问题，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中，显得极为重要。在采访中，多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要解决这种困境，一方面要论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确实符合法律规定，并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要与监管部门一起探索新的监管路径，让社区矫正对象“出得去”也“管得住”，以此消解监管部门的顾虑。为了论证吕某“跨省出行”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监管的可行性，南安市检察院开启了一场调查之旅。尤志民告诉记者，他们先后查阅了吕某的原刑事案件卷宗、社区矫正档案，并走访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了解吕某的日常表现，综合考量吕某的认罪悔罪态度和社区矫正表现，以此来充分评估吕某外出的社会危险性。“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吕某的认罪悔罪态度很好，社会危险性小，在社区矫正期间，能够遵纪守法，服从监管，表现得很不错。”尤志民说。同时，南安市检察院还调取了吕某公司的营业执照、纳税申报表及业务合同等材料，询问了吕某及其所在公司相关人员，详细了解吕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必要性，研判“请假难”问题是否已然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吕某在社区矫正期间，没有办法实现常态化到位于天津市的公司进行现场管理和业务经营，企业已经出现了运转不力、效益受损的情况，其确实有出省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迫切需要。”尤志民告诉记者，“经综合研判，我们认为吕某出行目的地和出行路线明确，这种以相对固定出行时间、频次规律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特定社区矫正对象，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履职，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批准其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申请。”基于此，南安市检察院向南安市司法局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区矫正机构依法简化批准程序和方式，批准吕某“省际”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高度重视。”黄金发表示，为了破解千里之外的监管难题，南安市司法局想到了“异地协管”这个办法。“我们第一时间发函给吕某所要前往的天津市当地的司法所，请求他们协助管理。”黄金发告诉记者，“我们负责日常监管，例如实时查看吕某的位置，监督吕某是否按时签到，掌握吕某的思想和学习状况等。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再请当地司法所支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正探索以跨区（县）协管、托管为出发点，推动社区矫正对象同城托管、异地监管机制的建立。以福建省为例，近年来，福建逐步形成“福州—莆田—宁德”“厦门—漳州—泉州”一小时经济圈。在福建省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二级检察官助理丁薇看来，社区矫正监督一体化协作也是适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人才流动导向的“圈层”司法实践。“我们支持‘两个圈’内的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协作，推动社区矫正机构探索社区矫正法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因工作需要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在一次批准的时间段内，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在‘圈内’工作、生活，‘松绑’‘两个圈内’的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丁薇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福建省社区矫正监督指挥平台，发挥信息化核查优势，通过无形的监管网络，打破地域监督壁垒，依托区域协作，完成跨地市的日常矫正监督和收监执行监督协作。“九矫检”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针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并全面运用到了社区矫正巡回检察中，社区矫正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向巡回检察组反映相关问题。此前，社区矫正对象陈某某就通过该程序向九龙坡区检察院社区矫正巡回检察组反映，其因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到江苏出差，请假多次被司法所以违反疫情防控政策为由拒绝。九龙坡区检察院接到情况反映后，充分调查了解其外出经营必要性和当前疫情防控政策。了解到陈某某是九龙坡区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中唯一持有电气工程师证和二级建造师证的技术管理骨干人员，其请假目的地江苏省苏州市是其公司主要项目地，而且其出差的苏州市彼时属于低风险地区，检察机关认为陈某某外出请假符合相关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审批。随后，社区矫正管理机关依法批准了陈某某的请假申请。除了借助技术手段发现并了解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的需求外，各地检察机关还善用检察听证的举措，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达到双赢多赢共赢。
雅安市名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访了解社区矫正对象相关情况。
对于前文中提到的杨某遇到的困境，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检察院就是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与，并给出意见，以此打消监管机构的顾虑。在对杨某的公司经营情况、工作情况、日常活动范围、企业管理方式等有了详尽的了解，并对杨某的原判犯罪性质、情节和再犯罪危险性和个人前科、家庭情况以及其在矫正期间的表现、改造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后，检察机关认为杨某符合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的基本条件。听证会上，听证员也一致同意检察机关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批准杨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的监督意见。会后，名山区检察院向名山区司法局发出书面检察建议，就批准社区矫正对象杨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并做好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期间相关监管工作提出建议。名山区司法局书面回复采纳该建议，并细化措施依法强化杨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期间相关监管工作。以上事例只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的缩影。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对接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民营企业新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不断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统一司法执法理念，立足检察监督职责，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具体措施，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检察官到相关企业走访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通过走访、座谈、调研等，对请假难、审批时间长等问题，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建议，为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松绑”。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生产经营请假活动法律监督工作，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辽宁省检察院定期与辽宁省司法厅互通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联合司法厅下发规范性文件，简化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申请程序。
河北省定州市检察院、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通过联席会议、座谈会等方式，就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制度、外出监管、脱管漏管处理等方面与司法行政机关达成共识。
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和“天眼查”网站，对涉企情况进行抽查，以此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审批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请假外出工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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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最高检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各地情况，进一步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加强指导，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夯实监督工作基础，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发展。部分素材来源：雅安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名山区检察院
